记一次活动
8月23日,处暑,燥感钻进鼻子,黏在根部的软骨上,擤不出来。
武汉的某种处境蔓延到扬州。愤怒涨起来,又消失得很突然:一些字眼,不能光明正大地使用,必须在图片里缩写成罗马字母,或者刻意画线遮盖,才能蒙混过识别。我不想这么做。于是字词的组合再次触发了一道程序,在计算机的世界里,一群由0011组成的小孩不小心碰到了一扇门,这扇门只能开,或者关,连扇叶和铰链都没有,更没有虚掩的可能。它们触动了其中一扇,在黢黑的算法世界,口子突然张开,像清理灰尘一样把它们全部吸进去了,后面是一包鼓鼓囊囊的袋子,也就是说,它们全都待在一起,那些有音律有笔画的汉字,没有四散而去,而是找到了同盟与伴侣,一本字典上所有表达理性和愤怒的词汇,都集合在一起。
发完一分钟,照片墙上留着遗像,但在别人的手机里,什么也没有。我还能正常看到它们,但别人看不到——所以它们没有消失,只是被关起来了,互联网的一座的小监狱,只有发布者能探监。诡异的是,没人告诉你它们什么时候、为什么被关起来了,你以为所有人都知道宣泄的存在,只是没人搭理,引起共鸣的愿望落了空。甚至有一个瞬间,觉得那些文字毫无意义,产生后悔、被冷落,甚至想撤回的感觉。
防火门并非单纯监禁了语言和图像,还让燃烧的怒火孤零零的——隔绝它们,在宏观的物理世界与微观的心理世界居然都说得通。「愤怒有什么用?」「就你看不惯,你怎么不去改变现状?」一把砂石洒在火焰上,愤怒就灭了,但这不是最坏的结果。永远有几种威力凌驾在愤怒之上,让人不敢愤怒的,让愤怒泄劲的,更厉害的是让愤怒变成自责。
城市里的人比乡村里的人更愤怒一点,这是必要的,人是一个以城市为文明标志(并且很引以为傲)的物种,而乡村一直是城市的肋骨,是次要的文明性别,所以城市总是更激进一些,也注定受更多变革之苦。城市还在不断搭建,它比任何人都清醒,这也是不断埋葬自己的过程。它像一块危险的磁铁,吸引着无数人自告奋勇,和城市一起,为自己掘墓。人们逐渐地,对身边的生命逐渐失去视力,在桥洞里睡觉的人和狗、身上捆着洗衣盆的老人、清理下水道的荧光马甲、井盖里跑出的灰色老鼠和它断尾上拖出的水花。
最不公平的地方是,一部分人教唆他人愤怒,又挤压不利于自己的愤怒。愤怒不仅为了维护最基本的生存利益,也是集体哀声的前奏。wuhan,乌罕,像某个星际远疆——愤怒再一次消失了,看不见的生物在呐喊、狂欢。如果把都市的地皮翻转过来,会是什么?哥斯拉离开后,耸立在地表的所有功绩全都变成末日的墓碑。
8月27日,气候游行在伦敦进行到第四天。国家美术馆门前的特拉法加广场再度成为一张棋盘——今天是抗议者的集合点,明天市政就搭起银幕请市民来看露天电影,后天抗议者再来游行,那么大后天市政就安排大规模亲子写生活动——就博弈的手段来看,伦敦借力打力,让抗议者无处站脚,一些人说卑鄙,一些人说聪明,这是立场和经验不同带来的不同评价,但这场博弈的结局不好说,不过这几天的广场一刻也没消停过。
组织名字叫Extinction Rebellion(缩写是XR Rebellion),2018年就成立了,2021年在伦敦的这次游行,其诉求最具体的一项是要英国财政部停止对石油公司拨款,此外,还有一系列声讨气候正义的主张,例如抗议人对自然资源不加控制的攫取,他们的宣传册上反复提醒,每秒钟都有生物正在灭绝。
非常合理。出于公理心,以及更大分量的私心(说得好听又可怜,是对民主活动的好奇),很难不为之所动,正式参与进去的时候,已经是游行的第12天,一个周四。起初我还没有下载通信软件telegram,是朋友汉娜截图给我,抗议活动群里的消息,几个关键信息是,泰特当代美术馆,早晨11点集合,步行至伦敦城,请穿着黑色。
9月2号当天,我九点出门,想在公交车上看街道的变化。果然刚过泰晤士河,警车就已经在河岸停满,直升机像前几天一样,绕着游行队伍在上空盘旋。
泰特北面一块的草坪上已经站满了人,各式各样的人扛着彩色的旗,旗帜上是抗议组织的符号:一个圆圈里有一只漏斗,粗略理解,象征时间的紧迫。很多人从露营地赶来,汉娜就是,她在格林威治那边的营地露宿了两天,包里背着帐篷和睡袋,包的外面用回形针别着一块缝着「停止资助石油企业」字样的小布。还有几个母亲推着摇篮,婴儿们还没睡醒,满眼无辜地看着外面更高大的人。摇篮车上卡着一块小纸板,上面用婴儿的语气写着「请把地球还给我们」。
对服装敏感的话可以注意到,有一些人穿着灰色休闲西服,像小鱼一样穿梭在即将出发的队伍里,看起来完全不像上班族,但明显是为了和其他人区别开,我问这些人是组织里的什么角色,汉娜说他们是前几天被逮捕过的行动者,他们有的人还在保释期,有的被禁止进入伦敦城,这十天来已经有接近500人被捕,所以今天我们游行的任务之一是,用队伍把这些抗议者裹着,保护着,夹带进伦敦城。的确,仔细看这些人的抗议牌,上面都有「arrested for」字样,后面跟着的原因很有创意,有的人写「因关爱被捕」,还有人写「因失去正义被捕」。
人越聚越多,打头阵的是宣传小分队,他们拉着带滚轮的音响,手里拿着充电喇叭,还有一辆自行车,前轮大大的,后轮很小,像是马戏团里的那种,车身上贴着彩绘,注明活动的诉求。一个灰衣男子像摇滚明星一样,瘦高,金发,灰色西装里是纹身色的T恤,他讲话的时候高亢又自信,似乎所有人都是他的乐器:
- 我们不止是在声援气候正义,也要讨回所有社会正义,Extinction!
- Rebellion!所有人跟随他,对上了口号。
卡里斯马是这样炼成的。穿着荧光绿色的警察穿行在人群中间,盯着他,他们绷着脸,嘴巴紧闭,我想是制服使然。一个女警察离我很近,小黑帽压过她的眉毛,但丝毫遮不住她的俏丽,她下巴很尖,桔红色的头发上了摩丝一样贴着头皮,在脑后挽成一个髻。荧光色制服上停着一只蜜蜂,具体位置就在黑白棋盘格子样式的标志上,她毫不知情,蓝色的眼睛也向那位灰衣男子望去,看上去在想别的事情。
汉娜塞给我一张纸片,是如何应对伦敦警察的口诀。上面写着,警察问你任何问题,尽量回答「无可奉告」。但是你的姓名和住址是可以说的,因为他们不能无凭无据拘留你24小时,所以告诉他们地址或可早些获得释放。上面还有免费法律咨询的电话,以及抗议组织办公室的电话。
这个很贴心,到时候我可以说不会英语,我跟汉娜挤了个眼。
人群越来越拥挤,是时候出发了。我们缓缓拐出泰特的小草坪,走到泰晤士南岸的河堤上,队伍夹着灰衣人,警察夹着我们。一个一百多人的小队,走到千禧桥上,慢慢变成三四百人。刚到桥中央,云层开始散去,天空洒了一些暖下来,队伍在此停了一刻,风从河面吹来感受到人墙的阻力,抚了一阵就拐了弯。一架直升机始终在上空盘踞,机械轰鸣的声音自上而下,倾倒进泰晤士河水里,巨浪翻滚。
千禧桥在很多动作电影里出现过,比如阿汤哥的碟影系列,还有哈利波特最后一部。灰色钢筋桥设计得很柔,两边流线型的支撑给人一种随时翻覆的错觉。但桥很结实,我向后看已经看不到队伍的末尾,少说也有五百人,此时队伍又开始行进。
接下来就进城了,先抵达圣保罗大教堂,宽厚罗马穹顶没那么高,人群的口号撞击着整个广场:
- Extinction! (一个雄浑的男声高吼)
- Rebellion! (队伍齐声)
- what does democracy look like! (一个中学生高声叫着,声音带着笑意)
- This is what - democracy - looks like!(众人有节拍地跟随)
- What do we want! (一个男声高问)
- Climate justice! (噢原来如此)
- When do we want it! (还是相同的声音)
- Now!
队伍坐了一会,汉娜的朋友埃兹敏加入了我们,她好像是从旁边地铁站钻出来的,手里拿着一叠快印还有一卷贴纸,我接过来一点,撕了一块贴在身上,和那些披着手绘窗帘、床单,我的装束确实简单了点,觉得贴纸上的胶也不算环保。在激进的环保运动者里,我可能还处在非常边缘的位置,甚至可能连其中一员还算不上,只是有一分支持那样的程度,汉娜很早就开始素食,我还做不到。
从圣保罗教堂往东,队伍继续行进,路边的游人都拿出了手机,街道两边的建筑里,隐约站着些人,身穿西装看着队伍,埃兹敏小小的个子,头发一跳一跳的,一直在跟楼里的人挥手。
直升机依然在斜后方尾随着,还有警车,公交车被迫改道。我最熟悉的139路也接到了通知,绕过了特拉法加广场。警方似乎也在telegram群里安插了眼线,他们知道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,在英格兰银行的门口早早部署了几十号警力。伦敦究竟有多少警察?警察和民众的比例是什么样的比例?埃兹敏不知道,汉娜不知道,我也不大相信网上说的。但看警车上的广告就可以有一个印象:他们还在招聘。
队伍在一个叉路口停了下来,我数了一下,有六条街在这里汇合,四周都是新古典风格的大理石建筑,白花花、灰溜溜的,这边突起一块健美的雕塑,那边凹进去一层窗户,汉娜说这一片是银行区,地铁站名就叫Bank。
灰衣男子走到人群中间,把话筒插在立式麦克风架子上,动作老道,但他长了一张娃娃脸。说话前,两只大手稳稳握住话筒,脖子微微前倾,腰臀放松地晃了一下,轻柔地问了一声「你们好」——人群被挑逗了起来,开始躁动。他让我们坐下,这一坐就是四个小时。我们面对着英格兰银行的大理石柱,建筑背后是高高的起重机。我们坐着,时而盘腿,时而蹲坐,或者直接躺在地上,地面上的沥青石都被我们坐热了。一个接一个的演讲,就在我们眼前轮转,有上议院的绿党代表人,有银行咨询师,还有诗人。
他们讲得都非常好,价值观倾向于激进的环境主义,很有渲染力。那天有两位诗人,走出来说话。一个是长发的,无性别的诗人,还有一个是历史教师,年纪都不小了。他们拿着演讲稿,语言里充满修辞,似乎完全不是气候的事,又似乎在影射什么。说到纳粹的时候,餐车开了过来,开始放饭。人们都饿极了,一边看着诗人演讲,一边排队领饭,嘈杂而有序。有素意面还有咖喱土豆。诗人高亢地挥着手,念着诗行,餐车旁的人说,不好意思能不能再给我两个法拉球(一种炸豆丸)。
夕阳从我们后背照过来,人影已经不再那么密集,埃兹敏要回去面试一个工作,汉娜明天还要坐火车回苏格兰。诗人也从演讲区下来,坐在他的光头老伴身边,大口灌水。
周六,我只身一人去参加,那是游行的最后一天。从特拉法加广场到海德公园,要求穿蓝色或者绿色的衣服。那天队伍里添了鼓手,还看见很多新装置,大章鱼,大象,都有人在里面控制,大人给孩子在哈姆雷买了动物玩具架在身上,在最商业的地段,队伍尽情地表演。
气氛高到盖过了直升机的声音。身边的鼓手戴着耳机,他们的眼睛看向前方,有几个人高举着手势,给他们节奏。在巨浪般的击打声中,我的心脏也更换了律动,但脑子忽然出神:想起周四离开的时候,地上有一盘没吃完的咖喱土豆,觉得有些可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