流动的故事
8月4日，我恨家务，恨那么多垃圾要扫，更恨制造垃圾的自己。怎么做才能减少对自己的恨？我的笔记上写着，要爱别人。一个好战的人如果学会爱别人，就会说：爱是全面的胜利。
8月6日，心脏有点疼，每一次起跳都伴随着阻力，或许是因为我注意到了它，开始聆听平时毫不起眼的起跳，所以导致了心脏办公室里的小细胞们过于紧张，乱了阵脚，给自我保护意识部门发出求救信号。
看过一部动画电影，不知道怎么说这种类型，就是有时候是真人演，有时候是动画，比如乔丹的《大灌篮》，那里面有一只卡通兔，演员要和绿幕配合才能拍出来。这部电影不一样，真人就是真人，动画就是动画，两个世界永不照面，但又彼此牵连，说不准，或是一个包着另一个。
名字我忘了，比尔·莫瑞主演的，讲他吃了一颗掉在动物园草地上的鸡蛋，遵守了十秒定律，但还是被一种超强细菌侵入，镜头一转开始用动画描述他的体内，一座隐喻纽约的超大城市，市长坐在头脑办公室，指挥着所有部门的运营。但这个市长因为昏庸（或者说贪吃），一意孤行做了误判，让比尔吃了那颗脏鸡蛋，还不听免疫部门的报告，给超强细菌放行，导致整个市政系统陷入混乱。十几年前看的电影，到现在印象都很深：超强细菌的镰刀手划过一块黏膜组织，一切都烧了起来，比尔的身体城市垮了，他开始经历高烧、昏迷，甚至心脏骤停。好在，免疫卫士打赢了超强细菌，那些反派细胞、真菌最后通过肛门流放。康复后的比尔放了一个屁，标志着白细胞的胜利，我觉得这个屁完全可以进入电影史。
从那以后，我总在偶然间想到自己的身体，支撑着大脑的那部分，在没病痛的时候感谢自己的细胞，它们全然地为我付出，而我根本不在乎，一个细胞需要多少幸福。
它们会不会觉得太累了想提前退休？或是退休也闲不下来？它们之间有没有矛盾？有没有细胞给其他细胞使坏，要不要我呼叫外力解决？如果我能让一个细胞幸福，其他的细胞再乘以它的幸福，亿万的细胞都幸福了，那我岂不是要变成一颗巨大的幸福炸弹？如果在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所有人的结局是被幸福炸毁（前提是学习复制的细胞幸福），也许就不会对生活有所质疑，不会在夜里睁着眼睛想，人死了是什么意思，想着想着还会哭。
当你开始唯细胞之心，抛开单位和数学的级别，你就会发现人和细胞在一个维度上活着，活得很像。看对面的大楼，看玻璃立面里各个楼层人的活动。二层的人在走动，三层的人也在走，上下层的人互不知情，或许也不认识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连结，就是在此刻被大楼外的人观看，一举一动尽收眼底。人在大楼里走动的时候，就像细胞在血管里，驱动的机制是一样的，就是随波逐流——被推动着行进，不需要思考行进的推力是什么。站在伦敦城的角度看，个体的思考是涛浪的阻力，大家务必随波逐流，这样可以让城市安稳地发展下去。
我像待命的杀手一样站在五百米以外，看大楼里的人。他们动作几乎一致，统一上好发条，男女是一个形状，身材也看不出来，只留下一个侧影，一切外貌的差异都消失在普同之中，但你仍可以分辨谁在思考，谁的步伐脱离了“基线”（这个词出自银翼杀手），谁在用身体拖慢伦敦。在一具身体中，细胞有了意识会怎么样？它会变异、联合罢工、堵塞血管？当然有可能，这也是细胞的好意，呼唤身体用药。但从大楼里的人来看，有意识的人和思考的人是不会伤害伦敦的，他们没有原地崩溃，他们只想比别人走慢一点，转身看看外面。
但我不是杀手，不是市长，不是止痛药，只是个打字员，他们在我看来就是文档页面上的一小根竖线，紧贴着字符，亦可换行，在空无处闪动，它不会自己把字删掉。这就是我们的关系，细胞和细胞之间的关系。
这座大楼就在大英图书馆的北面。我打开地图，按图索骥找到这栋大楼的由来，这是一座研究所，自称欧洲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所——这一切不是巧合吧……
8月7日，立秋。
红色电动巴士在细密的街道上穿行，像一只只甲壳油亮的巨虫，瘦瘦长长，偶尔一个猛停，前方行人忽然按下了红绿灯，车里正上下楼的人则被惯性害了，身体反过来一甩，摔在扶手和车皮上，回家一看，指不定哪里就多出一块青斑。
伦敦的巴士司机可在任何站点交班，但得掐着时间。他们大部分不是白人，穿着统一的衬衣，这个季节有时是短袖，有时是长袖，有人打领带，有人不打。交班的时候只有几分钟，他们应该不太熟悉彼此，每个人没有固定的排班，所以每次交接的对象不同。这个年轻的卷发小伙子停靠下来，打开驾驶舱门，戴上自己的鸭舌帽，很可爱地踏出座位，做回了自己。车门外下起了雨，接替他的是另一个高个小伙子，他说，你挺快啊。鸭舌帽有些惊讶，说，我还以为我晚到了，说完就走入雨中，等不及要回家。高个子几乎是一脚蹬入舱室，打卡，关门，车子缓缓开启。
立秋的雨偶尔一阵，大到看不见路，比瓢泼还要泼，没有间歇，冲刷着巴士的玻璃窗，雨变身水流，影映在我们的裤子上，好像裤子在下雨。好在只忍受几分钟雨就小了，这里的云是那么有见地，对准了一个地方下，一点不犹豫。
周六的伦敦，人真多，我们先去了一间画廊，在威斯敏斯特区商业街上，应该开门的时间却不开门。刚刚在巴士上，一个小男孩指着商场橱窗里的奢侈品问妈妈，那些花花绿绿的是什么，像一个跷跷板，妈妈说，some kind of art，就某种艺术吧。
8月10日，周二，去了坎普屯，一个巨大的二手交易市场，在一座没有马儿的马场边。卖家从伦敦四面赶来，早晨六七点钟就支起摊位——有的摊主守着摆满琳琅物件的小桌，有的直接开着自家货车，打开后舱门，摆出大件，家具、甚至工具，有整套的有残缺的，有老的有新的，没几个钟头根本看不下来。满地的物件，带着几代人的生活气味，几代人的审美，蔓延在草场上。人的理性陷入窘境，想占有它们，可是如何占有得过来？
这里交易只收现金，我特地没取钱，空着口袋、毫无负担、更无目的地逛起来。不过有几样东西记得深刻，一个摊主的狗，叫皮皮，母斗牛犬，得了癌症，医生宣判她还有十一个月的生命。那狗和主人的感情真好，皮皮本来并不理我，但主人说，去给她摸一下吧，她于是抬着下巴垫着脚走过来，后腿一屈，屁股对着我，意思是，你摸吧。我没摸过斗牛犬，没想到毛如此短，她全身微微发热，顺着她的头盖骨到脊背，每一根骨头都很有力度。皮皮转过头来，眼里有倦意，我知趣地收手了。
走到市场的尽头，最后一个摊位，是一个坐着轮椅的人，和他的小白卡车。他有一箱书，摆得很随意。我蹲在地上翻看，有奥登的诗，简装的莎士比亚，华兹华斯，还有些一百年前的诗选，都是1930年左右出版的旧书。翻到一个叫马修·阿诺德的诗人，维多利亚时代的，可我从未听过。他的这本小蓝书里有一首叫做《东伦敦》的诗。那首诗不长，写八月的伦敦日照剧烈，晒着污秽的贝斯纳街，一个纺织工脸色苍白，累得依偎着窗，打不起精神。诗人同情织工的命运，去问一个牧师，挣一点血汗钱怎么这么难呢？牧师的说辞万句不离救世主，让诗人感悟，人的灵魂不过是一点光，滴悬在呼啸的潮水之上。
这点光弄得我的虚荣心很想去取钱。市场门口的取款机很慢，触摸屏上的按键不灵，几乎要把指甲敲弯了才有反应。我本来想取10镑，诗集只2镑一本，我可以买五本。结果取款机闪出几个字：手续费2.5镑。我恼火地朝它翻了一个白眼，不知道这个机器有没有内置摄像头。经过一番计算，我点击了20镑，又等了小半分钟钱才吐出来。两张滑滑的十镑纸币上印着简·奥斯汀，我把她的头折叠起来，先用一张买了一块手工瓷砖，又用另一张去买了诗集。
所有的小东西都躺在一只塑料袋里，活生生的东西，通过贸易/消费，从一个故事走进另一个故事，或者说，已经把一个故事领入另一个故事。虽然有点肤浅，且只维持了一趟地铁的时间，但仍然为它们成为「我的」而高兴。
8月12日，第七轮核酸检测结束。这一搞，扬州不再是一个浪漫的城市，怪谁？哪个城市经得住呢？
上世纪，30年代还是40年代，记不起确切的年份，我的爷爷在芜湖，那时候不满十岁，他的一大家被战争轰赶到扬州，跑到东南头的李典村，定居下来。我的父母也扬州遇见，于是我便投胎到扬州。
这一周，我每天和家里通话，没有顶用的知识，更没有通行证，除了通话以外什么也做不了。这时想起爷爷。（他长得很像香港明星任达华，皮肤一样黑。上一次看到任达华的新闻是在一场商演或是什么场景，被一个观众误捅了一刀。虽然任达华不是我的爷爷，但依然是一件让人心酸的事情。）
如果他还在，会怎么做？我打赌，他会在家里骂骂咧咧，都不知道谁招惹他了，甚至要骂到郭沫若身上去，但出门一定谨小慎微，一米八五的个子能缩到跟我差不多高。会推着他的大凤凰，在下坡的时候撒开双脚，对天一笑，起飞喽。会拿起一切能奏响的东西，编一段先锋的音乐。他会在小小的客厅，让我和姐姐演绎两列火车，一趟从南到北，一趟从北向南，突突地相遇起来。他说，所有数学问题都是相遇问题。他简直是个诗人吧，只是业余做一下会计，除此以外，无害也无用。
他很芜湖，也很扬州，爱喝一点酒，但不多，白酒一杯，啤酒一瓶就够了，啤酒还常分我一小碗。尽管他没去过多少境外之地，但他信仰世界是流动的，还自学了汉语拼音和计算机，我深受其影响，认为世界是流动的，但远没他厉害。
我只能想，先有流动才有了时间，哪怕就从老虎山骑行到南门街，几公里的景色可以上演几千年。我们的故事建立在流动之上，假如我们真的是，某一些时间，某一些空间的孩子。
8月14日，伦敦太大了。它还在渗透我，就像细胞的渗析效应，伦敦很咸，而我很淡。我吸收了很多盐分，不是完全都能接受，毕竟有一些盐块太大、太坚硬、太苦涩，不知道从何下嘴。
我们的访谈进行了一个多小时，学媒体艺术的女孩在昆明，叫子秋。她说了很多，其中提到她在NHS工作的一段我特别感兴趣，她说她给三个中国病人当过翻译——一个黑在唐人街8年、做烤鸭，为国内16岁的儿子供学费。一个在打被指控家暴的官司，有了心理疾病，还有一位我忘了，没记下来。她补充了一句，都受困于家庭。我很触动，哪怕根本没见过这些人。
今天七夕。下午去了唐人街，预料人多，但没想过会有这么多，人和人之间都能听到隔壁肚子咕咕的声音。人太多了，又都想吃东西，口罩根本戴不住。我们找到了玲玲煎饼，一家能微信支付的小店，卫生环境不敢恭维，油腻腻的小窗口里站着一个自己人，我们来过一次，知道这里比别家便宜。一个肉包、一块煎饼夹油条加香肠、一个肉夹馍，大概10镑，几乎是盛大节日的餐标了。旁边还有一家点心店，奶黄包看得我直咽口水，狠心买了两个。店里的金发都很会吃，知道哪种好吃，前台大姐的绿色眼影晕到了鼻梁，还在拼命收银，生意好到连招财猫尊像的胳膊摇不动了。
一大片大红灯笼，铺在天上，远远的就很显眼，初来伦敦的人在几百米之外，不用开导航也能轻易找到这条街。但蓬勃的生气似乎是一种假象，像秋日里的老虎，暖在身上，可暖不到心里。也许是听了子秋的故事，我走在路上，也不看店家的菜单，就盯着有烧腊的店看，下意识在寻觅那个黑户。或者，在找那些不属于伦敦的人。人流在动，我也在动，我找到了，所有人都不属于伦敦。